北京青年报记者：佟晓宇、郭慧敏
看着抹眼泪的主管，刘艺傻眼了。在她入职的第二天，400 人的团队全部面临裁撤。
有人形容，互联网的裁员寒潮，几乎和 2018 年冬天一起来到。据某大型招聘平台数据显示，2018 年第四季度 IT/互联网行业大类的招聘职位数同比减少了 20%。另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底至今，已经公布裁员的互联网公司至少有 28 家，其中不乏知名企业。
无论是经济形势，还是理念变革，人们习惯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这场寒潮。唯有个体的命运却最易被忽视，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面临着剧变的彷徨；人到中年者，则可能要重头再来。
当风口过去，最先落地的，是那些曾经揣着梦想的普通人。
风口没来
去年 12 月底，林锐被叫去谈话，直属领导讲的很委婉，“这个项目发展不是很好，技术人员几乎都已经转岗或者离职了，客服和运维都砍了一半……”
“我一下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林锐曾经以为自己是赶上“风口”的人。2014 年大学毕业后，他起初没有选择和自己信息技术专业相关的工作，直到四年后，林锐才入职广州一家拥有两百多名员工的中型互联网公司，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线下娱乐设备的智能支付系统。
2017 年底到 2018 年初，手机抓娃娃和直播答题被看作新的网络风口，靠着线下的资源优势，公司专门组建了团队来做线上 APP 项目，林锐入职后参与到了项目的运营推广中。 “之前我也没接触过这种项目，很想做一下，而且都在做这个”。
更多的新鲜感代表着更大的风险，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一个项目寿命的长短，往往取决于下一个风口什么时候到来。2018 年之后，林锐所在项目的风口迟迟没有到来。
林锐觉得，问题其实一直存在，想要维持一个互联网产品的热度并非易事，“手机抓取的体验、客诉处理、商品质量等等，长期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用户满意度不高，另外大家对手机抓娃娃的兴趣已经没有当初那么高”。
到 2018 年底，项目发展不好，持续出现亏损，主要人员开始离职或者转岗，一多半的运维和客服人员则面临被裁。所以，当领导找到林锐时，他并不意外。
在有了最开始那段对话后，林锐平静地领了赔偿金离开了公司。
“情况不妙”
在秦涛来北京的第 14 个年头，他也丢了工作。秦涛曾有过骄傲的职业履历，连年不断晋升，最后做到了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总监。
春节放假前夕，公司的 HR 找到秦涛，简洁明了地表达了互联网新形势下公司发展理念的转变，并提出将不再与他续签劳务合同。秦涛不是很意外，此前由于公司新的管理人员介入，制定了与秦涛的理念完全不同的发展规划，那时他就意识到“情况不妙”。
在他看来，被拒绝续签就是被裁，但合同写明基于双方自愿，他不会拿到任何补贴或赔偿。
1 月底通知不续签，3 月 5 日合同到期，秦涛的缓冲时间并不多，“挺焦虑的，春节都没过好，而且过年期间也没法找工作。”
程伟离开公司的时候也没拿到赔偿， 2018 年 11 月 13 日，徐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将程伟和 15 名同事一同裁掉了，整个部门只剩下两个做后期的员工。
程伟很需要这份工作，他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创业经历，欠下了不少债务，每月工资的 60% 都拿来还银行贷款了。
程伟所在的网络科技公司是某知名企业的指定运营商，主营产品拍摄及销量运营等业务。公司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连续亏损，已经陆续裁掉了六七个员工。但是程伟没料到，他所在的部门都被裁了。
11 月 13 日上午十点，部门经理约谈程伟，“现在公司效益不好，你们搞技术的工资又高，还是另谋高就吧。”
程伟承认，在此之前就已经感受到了这波寒潮。到 2018 年下半年，公司接到的产品拍摄和相关运营业务越来越少，程伟和许多做后期的同事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那时候根本没有业务，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对着电脑，没活儿可干”。
在知乎上曾有人分析，这种对人力资源需求比较旺盛的平台型互联网公司，核心业务往往以平台基层运营为主。跟以开发为核心的产品型互联网公司相比，在架构的稳定性上更差，裁员隐患也会更高。
当整个部门所负责的项目出现持续亏损时，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和资源浪费，停掉项目、裁掉相关部门，成了很多公司的第一选择。
被裁后，程伟想为自己争取些补偿，他觉得，以公司运营不好为理由裁员，最起码应该提供一定的补助，但经理的搪塞更直白，“像咱们这样的小地方，都是没有赔偿的”。
无奈之下，程伟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的答复是：要有录音或者具体证据才可以。他联系了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一起争取赔偿。一阵忙活之后，因证据不足，他们的索赔终以失败告终。
幸存者
浪潮之下，还有幸存者。
今年 2 月 27 日，刘艺入职一家国内知名门户网站的内容部门，入职第二天，她参加部门会议，裁员没有任何预兆的发生了。
“主管一上来就哭，我们还以为是他遇到了什么私人问题。”在主管开口之前，刘艺和同事们都是一头雾水。
过了一会儿，主管擦掉眼泪，对大家说：“不用汇报工作了，我们部门四百多个人将全部被裁掉。”会议室一下子炸锅了，跟刘艺同一天入职的同事一下子红了眼眶，就在昨天她刚刚卸载了所有求职软件，打算在这好好干几年。
入职前，刘艺曾是一名专业的摄影师，摄影作品在国际上还获过奖，出于对互联网的热爱，摄影出身的刘艺毅然放弃了能获得优厚薪资的工作，也拒掉了很多其他公司的 offer，选择了这里。
但其实自 2018 年底，这家公司就开始了陆续裁员，刘艺所在部门属于“重灾区”。亏损太大，营收是日后工作的首要出发点，公司果断砍掉不盈利的业务，希望把风险降到最低。
之后几天的时间里，主管开始进行单独谈话，劝离与安慰构成了约谈的主要内容。刘艺在网络上求助，各种平台上都有她关于“刚入职就被裁员怎么办”的帖子，刘艺搞不明白既然准备裁员为什么还招人。
原来轻松的氛围中，开始出现一些别样的味道。大家心里都在拨动算盘珠子，为日后的前途担忧，但会十分默契地避开这个话题，即使是在吃饭的时候有谁不小心提到了，也会迅速找到下一个话题来转移。
一周以后，主管在例会上宣布，维系工作需要人手，最终为整个部门争取到了 25 个名额，刘艺在其中。刘艺猜测是因为自己刚入职，薪资低，“估计这也是实习生不参与裁员的原因吧”。
被裁的同事中有一个刚生了小孩的妈妈，确定被裁之后，她给家里打电话时对宝宝说：“闺女不要喝奶粉了，妈妈失业了，喝不起了。”听到这些，刘艺的心里一阵心酸。
刘艺所在的小组一共 16 个人，从宣布裁员到完成交接离开，刘艺跟同事们把每一顿饭都当成是散伙饭，尽量聚齐所有人，去比较好的餐厅，由“幸免”的同事们出钱，一方面是舍不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感谢对方把名额让给了自己，不管这种“让”是主动还是被动。“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无助感，就想抱团在一起。”
刘艺觉得，裁员之前，办公室总是坐的满满当当，走到哪都会喘不上气来，现在办公室大片大片的空着，只零零散散坐着几个同事，“冬天我们办公室开着风扇都会感觉热，现在走到哪都觉得好冷。”
刘艺幸存下来，但却没能留在原先的岗位。她被调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也不熟悉的岗位上，对接工作十分吃力，400 人的工作量落到了 25 个人身上。
回家
应对完离职后，转身面对的就是家庭和自己的生活。
在家待业的前两周，林锐下载了做菜的 APP，照着里面一道道学。林锐的老婆郑雨一下班就能吃上热乎饭，“回家他已经做好了可乐鸡翅，还有切好的水果”。一时间，两个人都有点享受这样的状态。
过了三个月，刚开始的轻松被时间消磨掉，压力随之而来。林锐和妻子郑雨每月要还近八千元的房贷，父母主动提出了暂时帮忙，“三月份的房贷，爸妈帮着还了”。
林锐和郑雨有一些存款，但不多，他知道找工作过程中自己将要面临的不确定性，“父母帮忙我不好意思，但也没再坚持，得给之后的生活留点余地”。
夫妻俩的生日相近，林锐提前跟郑雨商量：“今年就不互相送礼物了吧”。郑雨同意了，真到了生日那天，见真的没有礼物和蛋糕，她的眼里还是有失落。
父母倒是宽慰林锐，让他慢慢找。“这肯定也不行，还是要紧张一点“。有时莫名的烦躁会突然把林锐包围，感觉像是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我也不年轻了，28 岁了，一转就到 30 岁。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小孩子也不能要，以后很多事情都没得解决“。
跟其他人相比，得到一份新工作在秦涛这里显得更为迫切。今年是秦涛来北京的第 14 年，他由刚毕业的大学生变成了年近不惑的中年人。对于现阶段的处境，秦涛形容为“带孩子上学，带老人上医院”。
秦涛的孩子今年刚刚上小学二年级，高昂的课外培训费让秦涛皱眉，“我们报的不算多，就三个，一个月也得四五千。”
每年的寒假秦涛会带孩子出国玩儿，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他不肯放弃给孩子开拓眼界的机会。年前公司 HR 通知不续签的时候，秦涛一家人正打算去新加坡过年。
签证办好，酒店定妥，出发的前一刻，秦涛却变成了失业人员。
秦涛没告诉父母和孩子失业的事，他和妻子选择保守这个秘密，“说了也无济于事，反而会增添他们的烦恼。
但女儿很纳闷，为什么爸爸突然多出了很多时间，竟然还会在下午三点半去接她放学，于是女儿问秦涛：“你怎么会来？”这时秦涛只能敷衍道：“工作不忙。”但他还是能看出来，得到了更多的陪伴，女儿变得更开心了。
被裁之后程伟的压力更大，没了经济来源，他无力偿还贷款，维系基本的生活都不容易，他也开始接受父母在经济上的帮助。
春节的时候，家里来来往往都是拜年的亲朋好友，程伟一次次回答着关于被裁的问题，“现在互联网不好做，很多大公司也在裁员”。
程伟对此倍感压力，他觉得在亲朋眼里，这只能是不优秀的表现，“毕竟被裁与辞职不同，自己辞职肯定是因为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但裁员相反，说好听一点是大环境不好，说难听一点就是自己能力不足”。
“PPT 做的怎么样”
林锐最近的一次面试草草的结束了，岗位是数据运营。
工作内容跟林锐设想的不同。“我想的是做一个具体的产品数据分析。但他们要的是更宏观一点的，要做整体的市场调研。”这并非林锐最不满意的地方，“他一上来就问我，你 PPT 写得咋样？”
求职过程中，林锐和妻子郑雨开始产生分歧。郑雨在猎头公司工作，她会从自己的角度给林锐一些建议，希望林锐能不再执着于原本的工作方向，有更多的机会尝试，哪怕是放弃互联网，回归传统行业。但林锐还是很看重企业的“互联网基因”，他面试了一家宠物行业公司，对方对他挺满意，“但是我觉得那边的环境不适合做新媒体，周围都是工厂，心理上有压力，那边也基本没人懂新媒体，想交流都找不到人”。
林锐不得不承认，机会正在变少。他已经陆续面试了 15 家公司，明显感觉大企业对求职者的要求比之前更高了，“问的问题更加细致，可能人选不少，有些企业感觉对我挺满意，最后也聊到薪酬待遇阶段，也见了项目负责人，但就是没了下文”。
秦涛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年龄，即将迈入 40 岁的门槛，年这成了他求职上的局限，“很多年轻人越来越成为人才市场的主力，像我这样年龄不大不小的，工作就不太好找。”
妻子联系各种可能帮上忙的朋友、同事，希望能帮秦涛争取到一些公司的内部推荐机会，传统行业、互联网都可以。秦涛看在眼里，想想之前十几年的奋斗经历，不是滋味。“哪里还有骄傲可言？”
关于下一份工作，秦涛直言并不会降低标准，“经历过更多之后，反而会期望更高”，虽然急于找到一份工作来养家，但在秦涛看来，盲目寻找是不可取的，要在前途和收入之间找到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他也仍然相信互联网企业的前景，认为这只是一个曲线的谷底，终会有回暖的时候。
作为裁员的”幸存者”，刘艺拒绝了父母回老家的提议，就像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一样，她拒绝了母亲报考老家附近学校的建议，她希望能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即使母亲总是反驳，“世面有什么用，能管饱吗？”
为了不被淘汰，刘艺只能埋头苦干，几乎每晚都是十点以后下班。但风波没有停止，留下的 25 个人的命运仍然存在变数，四月份公司会进行部门合并，“到时候全都裁掉，还是留下几个，现在都是未知的”。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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