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剑锋

出品|《Why星人》

杨振宁先生明年就到100岁了,按照中国人崇尚过九的传统,刚刚在清华大学举行了小范围而高规格的学术庆贺活动。

在国际上负有盛名的一位科学大师,享此高寿,实属难得,何况这位大师还是炎黄子孙。

杨振宁先生一生的科学成就及重要贡献、人生经历,关心者均能从他的传记及诸多报道中了解,这里不作更多的发挥。适值杨先生百岁华诞之际,网易科技特别邀请到清华大学科学史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的刘钝先生,请他谈一谈认识杨振宁先生的经过及相关的故事。

刘钝教授是国内资深的科学史专家,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颁发的“柯瓦雷奖”获得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与杨振宁先生结识,当时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杨振宁先生则曾受聘担任他们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对中国的科学史事业多有指导与支持。刘钝先生至今和杨先生交往已将近30年,得以近距离感受这位科学巨匠的风采,包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细节。

这是采访上篇内容。

独家|刘钝:杨振宁先生近百岁还发论文,从没停止思考-风君子博客

刘钝教授/图:网易科技

1,应邀担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名誉研究员,杨先生认这个账

网易科技:杨先生百岁诞辰,很难得,杨先生的生日是几号?

刘钝:杨振宁先生到底是哪一天生日?至少对我本人还是个谜。无论看他的传记,还是在维基、百度上搜索,都是10月1号。他二弟杨振平写的《父亲与大哥》中也说,“1922年阴历8月11日,大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翻检《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那一年的阴历八月十一日正是公历的10月1号。还有人发现,杨先生一生最重要的两篇科学论文,刊出的日期都是10月1日。不过还有一个不乏依据的说法,称杨先生的生日实际上是公历9月22号,据说他的旧护照上写的是这个日子。9月22日新华社通稿中用的也是这个日子;但当晚CCTV-4首播的《大先生杨振宁》第一集中则是10月1日。我不知道哪个更确切,可能要向杨先生本人求证。

不管怎么样,这次清华大学携手中国物理学会与香港中文大学,在国庆日前一周举办庆祝活动,9月22日庆寿,9月23日学术研讨。在22日的庆寿活动中,杨先生精神矍铄,与大家合影留念,接受领导与各方人士的祝福(包括香港中文大学与国外的线上贺辞)。杨先生在10分钟的讲话中,感情充沛、条理清楚地回顾了他与邓稼先的深厚友谊,特别阐释了最近公布的邓稼先给他的一封信中“千里共同途”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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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在9月22日的祝寿与学术研讨会上讲话。/图片来源:清华大学公号

网易科技:您跟杨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刘钝:我是搞科技史的,认识一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张奠宙先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泛函分析专家、数学教育家、数学史家)。1991年他到美国访问,曾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多次会见杨先生。不久他就给我写信,说杨先生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经过及其早期发展很有兴趣,让我提供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章。我就把那几年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上发表的三篇文章寄给张先生,由他转交杨先生。

1993年,杨先生在香港大学做了一个演讲,报告的题目叫《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里面提到了我那几篇少作。这篇演讲发表后曾被许多媒体转载,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杨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对我来说是高山仰止,专业上更没有交集。到了1996年,我们要在深圳举办第7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当时我刚出任分管国际合作的副所长,我们的老所长席泽宗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史家)与杨先生结识于日本仙台的东北大学,他说可以尝试邀请杨先生前往深圳出席这次会议。

当时我们想试试无妨,杨先生这样一位大人物,我们一个小学科的会议,未必就能请得动。没想到杨先生欣然应邀,大概是从香港那边过来参会的,会议期间还接受了我们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称号。要知道,我们这个所在中国科学院里是一个小单位,但是杨先生接受了这个头衔,我感到挺意外的。

我记得会议开幕式前,席先生跟杨先生还有当地的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席先生把我叫上去,对杨先生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某某。杨先生反应很快,说我知道他。他这么一说,我也是有点儿受宠若惊。这么看,杨先生也是非常平易近人的,记性特别好,许多小事情和小人物他都能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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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深圳7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开幕式前/受访者供图

以后与杨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些,比方说他的《曙光集》发布会、三联版《杨振宁传》的发布会,杨先生都把我圈进嘉宾名单里,那我就跟着去学习吧。

还有一个因素是“朋友圈”的交叉,例如陈方正先生(香港中文大学资深教授,曾任该校秘书长与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和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以及杨先生不同传记的作者江才健(台湾资深媒体人、科学记者)、杨建邺(华中科技大学物理教授)、高策(山西大学科学史教授,曾任该校副校长)等人,都是熟人。杨先生与翁帆女士编著的《曙光集》、三联版《杨振宁传》的责任编辑徐国强,是我在科学史研究所的最后一名博士,他是清华大学物理与中国文学的双学士,杨先生对他的编辑工作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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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5日,杨建邺《杨振宁传》新书发布会。/徐国强供图

网易科技:杨先生对科学史研究很重视么?

刘钝:杨先生对科学史我感觉是蛮喜欢的,他在多篇文章中述及物理学史,例如1986年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演讲,就分别对费米、泰勒、奥本海默、爱因斯坦、泡利、海森堡、狄拉克、昂萨格这些大物理学家作了点评,也述及自己和他们当中多数人的关系。他对20世纪初几位大物理学家风格的归纳十分精辟,这是专业科学史工作者无法胜任的。他对中国现当代物理学史的研究也提出过很好的建议。

我现在也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做点事,这个系是2017年设立的,学校领导很支持,吴国盛教授为创系主任。当年6月30日,杨先生出席了建系揭牌仪式。他年事已高,平常是不怎么走动的,一般人也不会去惊动他,但他还是到场祝贺并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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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30日,杨振宁先生与邱勇校长等人共同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揭牌。/清华科学史系供图

网易科技:您之前担任过国际科学史学会的主席,是首位华人主席,这跟杨先生有关系么?

刘钝:没有关系,但杨先生鼓励科学史研究是确实的。他一直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认这个账。

2005年,我的所长任期即将结束,恰好那一年我们要举办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地点在北京。那一年很重要,是国际上的“爱因斯坦奇迹年”。为什么叫“奇迹年”?因为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5篇论文,在三个方面取得伟大成果:一是狭义相对论,二是光量子假说,三是分子运动理论。这是继牛顿1666年三项重要成果(万有引力定律,微积分与光的解析)诞生后,人类科学史上第二次“奇迹年”的出现。这么巨大的成就,改变整个科学的面貌与人类的世界观,一年间在一个人的头脑里突然迸发出来,如同《圣经》里宣称的“奇迹”一般。

我们的会议主题之一就是要纪念“爱因斯坦奇迹年”100周年,当然就想到要请杨先生做大会报告。他当时已定居北京,我们请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考虑到杨先生年纪大了,不好意思让他写文章,但我刚好看到他前一年在爱因斯坦家乡德国乌尔姆市举行的会议上的文章,感觉写得很漂亮,我就问杨先生可不可以在我们的大会上报告此文。杨先生却说,不,我给你另写一篇。这就是那篇著名的《爱因斯坦:眼光与机遇》。杨先生在开幕式后用英文做的大会报告,翁帆译成中文后在《科学文化评论》上发表,后来不断被转载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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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23日,杨振宁先生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作《爱因斯坦:眼光与机遇》的大会报告。 /大会秘书处提供

2,杨先生讲话直率,提出的批评让很多人有压力

网易科技:交往这么多年,杨先生给您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

刘钝:印象特别深的地方,杨先生是个性情直爽的人,讲话不会拐弯抹角的,平时他是什么问题都讲,家庭童年、和父母亲在合肥与清华的生活、去国外读书的情况,等等。他也非常关心社会层面的事,例如批评《易经》和中医的取象比类思维,反对建造大型超导对撞机,这些大家都知道,也引起大争论。顺便说一下,我认为有关中国是否要建造大型超导对撞机的讨论(不算看热闹起哄的跟贴),论辩双方都抱着平和理性的态度参与,是一个健康的学术争鸣,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杨先生记忆力非常好,平易近人,逻辑清楚,从我第一次见他到现在,20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4月,杨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校区给本科生们做过一次报告,回答问题时应对自如,逻辑清晰,给人感觉他的思维如同他喜欢的诗句一样,“秋水文章不染尘”。当时大礼堂近千个席位都已坐满,气氛非常热烈。我一个非常挑剔的同事说:“杨先生不是凡人,就是个老神仙。”

我的感觉他是一个家国情怀非常重的人,不但是顶尖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从他言谈举止能看出,他的老父亲杨武之先生,一位有名的代数学家、清华教授,从小就请人教他读孟子,讲一些国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深深影响了杨先生。

网易科技:您说到杨先生性情直爽,有例子么?

刘钝:2018年9月,中国科学院大学在玉泉路校区举办建校40周年活动,当时也正好赶上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40周年,合在一起开了一个小规模座谈会,杨先生去了。他在会上讲了很多事情,其中讲到“中国的科学史做得一塌糊涂”,第二天一些媒体就抓住这句话做文章,让很多做科学史研究的人感到压力。 

我是非常坦然的,感觉杨先生批评得对,“一塌糊涂”是他对某方面不满意的常用语。他是针对我们关于一些中国科学家早期贡献缺乏认知而说的,在这方面,无论是对原始文献的分析还是与国际同行的对比,中国科学史界做得确实不够。记得杨先生曾在一个场合讲过,至少有五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家的工作值得深入研究,这五人是王守竞、吴有训、王淦昌、赵忠尧和吴大猷。作为一个大物理学家,他自己亲自垂范,利用业余时间对赵忠尧在电子偶湮灭方面的观测、王淦昌涉及中微子探测的实验设计,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他们在上世纪30、40年代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发现的现象与提出的研究和实验思路,都是不得了的创举。杨先生的研究很深入很细致,这些本来是应该由科学史家做的,所以他的批评没错。这也反映了杨先生很直率,他说话不会考虑你是谁,要不要换一种口气。

当然,我认为杨先生不是说整个中国的科学史研究都不行,不是要对整个学科进行颠覆。据我所知,钱临照教授就指导研究生做过有关的论文,后来我也寄了一本科学史所老专家戴念祖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给杨先生。毕竟我们这个学科有它的特殊性,既需要从业者具有文史哲方面的人文修养,也要懂得科学;但要做到杨先生那个份上,必须达到他那个眼界,具备他那种造诣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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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怀柔校区演讲。/图源:中国科学院大学杨天鹏

3,晚年行动多有不便,但从未停止学术上的思考

网易科技:杨先生平时生活中是什么样的状况?

刘钝: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在清华园里我有时候会偶尔见到杨先生,记得有一个周末,在清芬园教工食堂,当时人很少,我看到杨先生在前面,翁帆在旁边帮着取餐。这种情况下,我就提醒自己走慢点,不要去打扰他们用餐,行个注目礼就好了。

我也去过杨先生在清华园的家——“归根居”,这名字是他自己起的。

杨先生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但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听力不太好。我记得可能他右耳听力不行,你看他跟翁帆在一起的相片,翁帆常常是坐在他左侧,说明必要时需要有人帮助,特别是重要场合他怕听漏了什么。

毕竟年岁大了,他晚年行动也不太便利。有一次我问他,您的健康秘诀是什么?他说我也不怎么锻炼,只是每天坚持在屋里走15分钟,拄着拐杖在屋里行走,他说这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他拄着拐杖走路的时候,你不要去扶他,因为杨先生有自己的力学平衡系统,你要是有外力的扰动,就会破坏这个平衡,反而不好了。有时候别人不知道,特别当他下台阶的时候,想去扶一把,他就叫别人不要动,自己慢慢走下来。他的司机也知道他的习惯,就把车门拉开,让杨先生自己慢慢坐进车里,他一般不要人去搀扶。不过这大约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网易科技:杨先生生活中有什么消遣么?

刘钝:2018年那次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会议之后,杨先生跟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聊一下吧,后来他就约了在清华大学甲所用餐。这种场合翁帆一般都不去,她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杨先生由司机接送。如果杨先生出差外地或者在一些重大活动场合,翁帆会陪着。

那次吃饭,杨先生也不知怎么的就聊起小说来了。他提到一本小说,让我大吃一惊,就是英国学者C.P.斯诺写的《院长》(The Masters),杨先生说这本书很好看。斯诺提出过“两种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分裂与制衡,在一般人印象中他首先是个学者和科学管理者,在文学领域算不上一个知名作家,中国人知道这个人和这本书的,应该说是非常少的。杨先生觉得小说中描写的剑桥大学生活与学院里的文化生态特别有趣,就像我们现在好多大学一样。可以说,杨先生的阅读面是特别宽的。最近我翻阅季理真等人编著的《杨振宁访谈录》,才知道杨先生读过斯诺写的很多书,认为他写哈代写得好,而根本不懂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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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杨先生对科学史学科发展的建议,刘钝(左)。/清华科学史系提供

据清华的朱邦芬教授介绍,最近几年杨先生仍然发表学术论文,也为学术刊物审稿。我记得杨先生不久前在《数学文化》上发表过一篇有关“移棋相间”的论文——说是数理统计学家许宝禄先生和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喜欢的一种数学游戏,更早则来自许宝禄姐夫俞平伯的先人清代大学者俞樾。杨先生开动脑筋提出了全新的解法,这是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的事。

杨先生现在这么大年岁,当然我们不可能期望老先生再在物理学前沿做出突破性的工作,但他在学术上可以讲一直没有停止思考。